钱正英(1923— ），浙江嘉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39年至1942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并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任工学院分党支部书记。1942年后任淮北区党委机关文化教员、灵凤中学党支部书记、淮北行署水利科科长、苏皖边区前方工程处处长，1948年任山东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党委书记，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1952年后任水利部(水电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并于1952年至1955年兼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1988年起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共第十至十四届中央委员。
在她79年的生涯中有59年是伴水度过的。从儿时面对汉江的畏惧，到成年后无数次与洪魔搏击，参与治淮、治黄，及三门峡工程、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的论证、决策，直至成为中国水利事业的领军人物。她，投笔从戎，有着革命者的勇气；她，工程院院士，有着学者的严谨；她，长期担任水利部部长，有着高层领导人的魄力。这就是我们的校友，一个真正的河海人——1952年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提名，中央决定任命她为华东水利学院第一任院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
娇小姐的少年梦
蓝底碎花衬衫，银灰色套装，金边眼镜，黑皮鞋，当这位精力充沛、开朗风趣的老人比约定时间提早10分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却有些诧异——她干练得体的着装，透着一种不同于普通老干部的时尚气息；她洪亮的声音，她眼中闪烁的熠熠光辉，是那种超乎寻常七旬老人的矍铄。当我问及这位传奇老人的人生转折时，她用极其坚定的口吻说道：“我最大的转折就是参加革命……这改变了我的性格，也改变了我的一生”。记忆，在被岁月催老的眼眸中闪现：
“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烟雨楼依旧坐倚水畔，俯首且看粉莲娇颜5月桑椹触即落，9月钱塘潮如澜。滚滚钱塘江奔腾不息，却流不尽“江南出才俊”的千年美誉。匆匆岁月带走年华，却带不走古城嘉兴的人杰地灵。九龙山孕育了贤士陆贽、沈钧儒，刘禹锡、王国维、茅盾、李叔同、丰子恺、徐志摩、金庸则浸润着南湖的灵秀。钱正英便生长在这种独特的潮、湖、河、海润泽的水文化中。1923年盛夏，钱正英出生在寓居上海的一个浙江嘉兴名门望族中，排行老三。其曾祖父为清朝军机大臣，到她祖父手里已经败落。据其尚健在的姑母介绍，幼时的她可是个标准的娇小姐，体质虚弱的她常是“咳”不停嘴。不仅如此，还谁都碰不得呢，一碰就哭，家人数落几句便又是泪水涟涟，活脱脱一个林黛玉转世。学艺术的姑母见她这般多愁善感，预言她将来多半也是个悲剧人物。
钱正英虽然生在封建大家庭，然而钱父却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留美硕士。钱父于南洋大学(今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即赴美，在康奈尔大学专攻水利工程，1922年他取得硕士学位后，带着科技救国的理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很自然地，他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套理想传给了自己回国后诞生的第一个孩子钱正英，并为她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中学—大学—赴美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因为当时美国已经有了女工程师，而中国的女性还被束缚在封建的桎梏之中。聪慧的钱正英也未辜负他的希望，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她的学习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因小学不断跳级，1933年刚满10岁的她就进了中学，且成绩依旧保持名列前茅。
1935年汉江特大洪水，汉江段决口，当时的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处主任做了替罪羊。钱父便在此危难之时胆战心惊地走马上任了。次年，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夏天，钱父让钱母带着他最心爱的一双儿女——钱正英及其大弟由南京赶赴武汉伴他共度汛期，这个暑假是在父亲的哀叹声中度过的。年幼的钱正英亲眼目睹了父亲如何在与当地官员、包工头等复杂的关系中周旋却又毫无回天之力的工作，初次体味到搞工程的不易，更通过官场腐败、包工作弊、工程难办认识到国民党暗无天日的黑暗统治。那时，她每天跟在父亲身后去看长江水尺,望着无情的滔滔江水，想到前任的下场，心中对“水”只有畏惧和无尽的担忧。汛期一过钱父就辞去了职务，决心不再搞水利并告诫钱正英这辈子也千万不要搞水利。
替父担惊受怕的日子随着1936年的夏季从日历上翻过，一去不复返。回到南京的钱正英在郁郁葱葱的梧桐下又找回了往日的宁静生活和那五彩斑斓的少年梦。3年后她怀着“做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的理想顺利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然而，民族的危亡、贫富的差距、男女的不平等时时在冲击着她科学救国的梦想。在一些共产党员的教育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决心告别多年的梦想，舍弃固有的爱好，最终选择了“革命”这个令她的家族瞠目结舌的道路。1941年9月，正念大三的钱正英被正式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先后任大同大学群众团体党团成员、工学院分党支部书记。但她内心却始终还留有一份对科技难以割舍的遗憾，她的名字一直保持在全校“优绩生”的名单上。故而，她的入党申请书中第一句话便是“我生不逢时……出于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才选择了革命”。
击水三千里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194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上级党组织决定将包括钱正英在内的6名学生党员撤离。时任党支部书记的钱正英不得不中断大学生活，告别梦想，踏上赴淮北解放区的路。途中为应付敌人的盘查，钱正英和其中的一位男同学假扮成表兄妹，这位男同学就是她后来的终身伴侣黄辛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原副部长)。是年冬天，他们通过封锁线，辗转到达淮北解放区新四军四师师部。他们刚到根据地不久，就遇上了日军一次长达33天的大扫荡。白天他们穿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打仗，晚上在泥泞的田埂上行军，身背背包和干粮带的钱正英每夜总要摔倒好几次。困厄的环境也使她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战士。1943年，正当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淮河泛滥，两岸成了一片泽国。第二年春，新四军第四师师部和淮北行政公署决定组织群众修复北岸堤防，年仅21岁的钱正英负责技术领导工作，并自此走上水利建设岗位。修复大堤时，淮河南岸是日军占领区，日军的“汽油划子”(汽艇)在河上游弋；西边又是国民党占领区，插着青天白日旗的土黄色军车在城中横冲直撞。修堤工程指挥部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他们白天在堤上搞工程，晚上和军队一起打游击，在附近各村流动住宿，以防敌人的偷袭。面对特殊环境，她写了一首抒发自己胸怀的打油诗：“夕照映远山，大堤临长淮。足下黄水去，天边白云来。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笑指对岸敌，中华屹然在。”
1947年，国民党在花园口堵口使黄河复归故道，汹涌的河水流入山东解放区内早已干涸多年的河床。这时解放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此时黄河溃决将严重影响解放区的安全和军事行动。正在山东前线忙于为野战部队架桥铺路的钱正英奉命调往黄河工作。1948年春节，山东境内的黄河尚未解冻，而纬度较低的上游河段中的坚冰已经融化，河水不断向下涌来，形成冰坝，水位越涌越高，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岌岌可危，任山东省解放区黄河河务局副局长才一个月的钱正英负责指挥这场防凌斗争。因为没有大炮，她决定在冰上凿窟窿埋炸药炸冰。在炸冰时，一直到导火索嘶嘶燃烧时，她才撤离现场。在上游冰块汹涌即将冲来的时刻她快步跑上岸边的大堤。一瞬间，随着轰雷似的响声，黄河“开河”了!硕大无比的冰块浩浩荡荡、拥挤推搡着行进，有的竟像巨兽般争先恐后地爬上堤顶。功夫不负有心人，冰凌被炸开，顺利解除了洪水对两岸的威胁。在成功面前她却异常清醒，她说自己“在黄河的伟大力量面前只能说有足够的勇气，却还显得太渺小”。第二年春，他们决定全面加固黄河堤防。但工程缺乏石料，怎么办？用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的老办法:走群众路线。钱正英和她的同事们动员群众送石头，沿岸的群众因饱受黄河泛滥之苦，故纷纷响应。钱正英说：“那时候，凡是能找到的石头，群众都找了出来，甚至连老太太堵鸡窝的石头都捐出来了。”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是依靠在战争中抢修的工程战胜了一次大洪水。当时解放区的军民正是以此来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当钱正英深夜在办公室等候黄河水情报告时，她“仿佛在倾听她的脉搏，并渴望医治她的创伤”。此时的她已为“黄河的巨大魅力所吸引，深深地爱上了她，也深深爱上了水利这门职业”。
1950年3月，年方27岁的钱正英当上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被一些老同志亲切地称作“黄毛丫头”。就是这个黄毛丫头在短短的半年之后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治理淮河工程，担任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1952年在淮河工地上，钱正英怀孕了。为了工作，她打算做人工流产。她的老领导知道后耐心地劝阻她。结果她一直工作到分娩前。其后，她很快就又投入了工作。恰恰是因为她在治淮工程中所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处事果断、亲历亲为而使她在新中国水利行业中声名鹊起，她的事业也因此渐入佳境。1952年，29岁的钱正英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部长。此后，她历任党组副书记、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水利部部长。在这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她参与了大大小小无以计数的水利电力工程的规划和领导工作，并且亲自处理了施工中的许多重大技术难题。
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葛洲坝水利枢纽是长江的第一坝，建设过程中遇到许多技术难题，也发生过一些戏剧性的故事。按工程局的预定进度，应当在1980年冬到1981年春，将长江原来的河道截断，让巨流改道经由左岸的泄水闸流出，并进而操纵闸门，抬高上游水位，实现通航发电。葛洲坝截流的难度大，不仅在于截断长江的本身，而且还在于第一期工程是否敢于投入使用。如果失败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即便截流成功，而泄水闸、电站、船闸不能正常运行，这将是更大的灾难。因此国务院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是按原定进度，还是推迟一年截流。这个决策需要根据2个条件来判断：首先，第一期工程是否有把握投入使用；其次，截流工程是否有把握在1981年夏季洪水到来前完成。当时作为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经过反复的实地考察和同各方面专家研究，向国务院提出了肯定的报告，说明大江截流是有相当把握的，建议授权工地按时机决定截流的具体时间。这就是当时工地上流传的钱部长向国务院立下的“军令状”。葛洲坝大江截流从1981年1月3日上午7点半开始，左右两岸以每秒钟2至4车向龙口倾泻物料，当两岸戗堤前进到约100米时，泄水闸上下游的人工新河还没有冲刷到设计的要求。要知道这是截流的关键，如果不给巨大的水流以充分的新出路，任何力量也不能堵住长江的。钱正英和其他副部长及总工程师们仔细地勘察人工新河的形势，断定新河是能够及时冲刷扩大的。晚上10点，指挥部召开战地会议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一鼓作气集中力量，主攻现有的戗堤，实现合龙。翌日晚7点53分，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截流终于成功了，长江第一次被人类制服，滚滚江水驯服地从已建成的巨大的泄水闸东流而去。在宣布截流成功的一刹那，在强烈的闪光灯下，当时在场的记者发现钱正英的眼中闪着一颗颗晶莹的泪花。事后，当记者追问起她当时的心情时，她说：“我想起了周总理和另外一位故世的同志——张体学（湖北省省长，葛洲坝工程的领导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时刻。”她接着又说：“葛洲坝工程截流、通航、发电的胜利，应当归功于广大的设计、施工、科研人员。我所以敢签字，只是因为我深深地了解和信任他们。”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峡工程讨论之前，曾有记者问钱正英：“您对水利事业是不是有特殊的感情?”钱正英回答：“我经手修建了不少水库，好像修的时候都挨过骂。这一次，我开始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家里孩子都反对，说：‘你干啥呀？你搞了那么些工程也可以了，为什么再搞一个挨骂的？这次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不足以谢天下！’那几年日子也真不好过。我呢，还是有一点历史责任感的，搞了那么多年，三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责任闹清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991年，当春风越过燕山山脉时，中华大地一派生机盎然，人民大会堂里掌声雷动——三峡论证报告顺利通过。然而在这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力促工程上马的钱正英却陷入了沉思。往事一一浮现眼前：当钱父带着美好的愿望从美国回来时，当他在武汉为不能实现的愿望而苦恼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最终也走上了水利的道路，更不会想到钱家两代人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逐步实现着……
情系河海
夏日的傍晚，冬日的清晨，邻居们常能看到她和丈夫黄辛白肩并肩地散步。提起丈夫，钱正英总是带着骄傲的口吻，而每每提起孩子，却总是引起她的内疚：“因为工作忙，顾不过来孩子，以至于老大、老二都生了一些病。”曾有人问过钱正英：“您觉得男、女公职有什么差异吗?”她的回答是“没有感觉到。”当然她也补充说：“我是个乐天派，可能是忽略了好多事。”“云若无心常淡淡”，在生活中钱正英是个乐观积极、开朗风趣的人，她眼中没有房子、车子，没有名利的牵绊，甚至冲破了家庭和血缘亲情的藩篱；“川若不竞岂潺潺”，而在工作中，她将自己的一片热诚全部奉献给了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是真正的“情系河海，魂牵江湖”。
1988年，钱正英从水利部部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转而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然而使她魂牵梦萦的依然是如何加快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建国40周年的时候，她主编了一部《中国水利》，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利事业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此书后被翻译成英文在印度出版，现已发行到世界许多国家。90年代以来，钱正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西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为兄弟民族脱贫致富做些事情。”为了使西部地区的群众早日脱贫致富，这几年她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西部。从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到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从戈壁到金沙江沿岸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她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水电，她本人同样离不开水电。
她的心、她的情无不是与中国的水利事业紧紧相连的。她不仅关心各种水利工程，也一直关注着水利人才的培养，对河海大学的发展寄予了殷切的希望，20多年来10多次亲临学校视察指导工作。1979年，校庆前夕，钱正英来校视察工作，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作了题为“以周总理为榜样，热爱水利事业”的讲话，以她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周总理关心我国水利事业的感人事迹，希望全体师生员工都以周总理为榜样，在困难和挫折中，坚持崇高的理想。1985年，她在参加我校建校70周年大会时作了“祖国在召唤你们”的讲话。她不但肯定了我校建校70年来的成就，更提出祖国在召唤，要求学校为国家建设更多更好地培育人才，更多更好地出科研成果。1991年9月，钱正英视察我校，在教师座谈会上她主动与大家握手。有位50年代执教于华东水利学院的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老院长一贯和蔼可亲，对下属关怀备至，无论您当了部长还是政协副主席，我称您‘老院长’总改不过口来。”钱正英接过话茬，风趣地说：“叫我老大姐得了。”会场上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她还高兴地说：“我到过许多地方视察，发现接待我的许多市委书记、市长都是你们河海毕业的，你们河海真是出人才的地方，这是你们的功劳啊。”有人插话说：“这比起您对国家的贡献，我们太微不足道了。”钱正英立即接话说：“其实，无论是十三陵还是三门峡，无论是葛州坝还是伊泰普水电站（世界最大水电站），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就是你们正在进行的培养水利人才的工程！”场上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翌日，钱副主席和学生代表座谈。当有女学生谈到当前女生分配不合理现象时，钱老微笑着说：“妇女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标志，主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当年在淮北修一个纪念塔时，是我设计组织的，但石工们很封建，对女人特别忌讳，做地基时妇女连看都不让看。塔顶是一个球形的，他们做不起来，我给他们画图讲解。最后修好还特意请我到塔上去看。这说明什么?主要是自己努力，自尊、自重、自强。”1995 年4月，钱副主席视察我校。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她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水工实验室、泥沙试验中心和水文水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对学校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兴，并强调指出无论如何水利特色不能丢。同年11月，为纪念建校80周年暨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10周年,她再次莅临我校。1999年3月，正在三峡坝区检查工作的她接见了我校党委书记、校长姜弘道，听取工作汇报,她对我校这几年在“211工程”建设、校风建设、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改革、实施“1442工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及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优良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00年10月，钱副主席视察学校,对我校学生作出了“基础宽、重实践、学风正、品德优”的评价，并在河海会堂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项目研究的综合报告”，77岁的老人一口气讲了近3个小时。2001年12月，钱副主席专程前来出席我校合作发展委员会成立大会并欣然出任名誉主任，还为严恺馆、河海大学科学研究院21世纪水利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同位素水文学研究所、流域调水研究所和数字流域研究所的成立揭牌。
说起钱老的爱好来，竟也与水有关，那就是游泳。她酷爱游泳，每周争取2次,每次1000米。1994年9月，她在视察长江时提出游泳，在场的同志考虑到她已是71岁高龄的人了，怕出危险，便对她说：水温只有十几摄氏度，还是不下水为好。钱正英认真地对他们说：“第一，我不会逞能，我游不了了就会上来；第二，9月份的长江水温绝不可能十几度，至少在24摄氏度左右。”她和秘书下水后一口气游了近千米。人们拿出水温表一测：24.5摄氏度！在场的人无不服气，惊叹她那坚韧的毅力和良好的身体素质，也惊叹她对与之相伴50年的“水”有那么深入的了解。
让生命闪烁不息的光芒
如今的钱正英已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然而她对她热爱的事业，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却依然滚滚沸腾着；她对中国水利事业的憧憬，对祖国的奉献之情一如既往。当我问及这位79岁的老人“回顾以前的工作和情感,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时，她说：“我虽然离开水利部多年了，但我还是经常参加水利方面的活动。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我当年主持的水利工作有什么失误，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好或者有片面的地方。我竭力地想在有生之年把我当年的失误或做得不够的地方补足。我在水利部任期快满时感到2件事很棘手：一个是农村水利的问题，另一个是移民问题。所以我在水利部任期的最后一两年尽力把这2件事做好。从水利部到政协以后则想到了灌溉问题。过去灌区工程搞得太粗糙，往往是搞了初期工程就没了下文。所以灌溉工程做得不够好，效益发挥得不好。我这几年尽可能想办法把灌区的配套改造给做好。这几年我都在反思，我感到过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环境问题。过去在水利方面主要是搞工程，但对于‘如何和环境和睦相处’、‘如何真正把水利作为生态环境中间的一个因素’
从未加以考虑。前2年，我主持《中国水资源的战略研究》以及目前正在研究的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时，我就在努力改进过去水利工作偏重搞工程的认识。我最近在西北地区不止一次地研究那里的内陆河流。我对大家说我们搞水利工作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光想把有危害的洪水控制起来，而是要认识到河流、洪水的生态意义，这些问题在内陆河流就更加突出。实际上，我在研究内陆河包括塔里木河时才认识到河流洪水是补充下游两岸地下水的主要来源，从而保持了下游的天然植被。而我们在上游修水库，让洪水全部进入水库，尽量不让它下去，最后断了下游两岸地下水。所以，现在在研究河流的生态问题。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活着再做点事情的时间不多了，就希望尽量弥补偏差。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西部。西部地区，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西部问题研究后我就准备完全退休了。”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作为一名长期与水打交道的老水利战士，她正在利用有生之年总结过去，她也在探索未来，她的治水观在晚年得到了不断的升华：1999年，由她和张光斗牵头主持的中国工程院《21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正式启动。在该报告中她建设性地将中国纷繁复杂的水问题概括为8个方面的重大战略转变：一是防洪抗灾要从无序无节制地与洪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地与洪水协调共处；二是农业用水要从传统的粗放型灌溉农业和旱地雨养农业转变为节水高效的现代灌溉农业和现代旱地农业；三是城市和工业用水要从不重视节水、治污和不注意开发非传统水资源转变为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四是防污减灾要从末端治理为主转变为源头控制为主；五是生态系统环境建设要从不重视生态系统用水转变为保证生态环境用水；六是水资源的供需平衡要从单纯的以需定供转变为在加强需水管理基础上的水资源供需平衡；七是北方水资源要从超采地下水和利用未经处理的污水维持经济增长转变为大力节水治污和在合理利用当地水资源的基础上采取南水北调的战略措施；八是西部地区要从缺乏生态环境意识的低水平开发转变为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的水资源开发。她又进一步阐述道，实现以上战略转变，并不单纯是一个认识问题，还必须有制度上的保证。当前必须进行制度改革。
她认为这些改革主要包括水资源的管理体制、水资源的投资机制、水价政策等方面的改革。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战略上的转变。她在晚年奋笔不辍，著书立说，将她半个世纪以来的思想菁华一一呈现给广大的水利工作者。2000年8月《钱正英水利文选》得以完书。
钱正英作为一位与水打交道的领导人和学者，“思于斯,事于斯,乐于斯”，对中国的水利事业做出了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的贡献。
【后记】
“你能走多远,取决于你与谁同行。”每每完成一次人物访谈之后，我总要思考这些受访对象给我带来了什么?是使我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人生，新的思维方式，还是他(她)的治学态度，抑或披荆斩棘与困厄搏斗的精神……
而对于钱副主席，无论在采访她时还是搜集她的资料时，她爽朗的笑声、她为国家为人民忘我奉献的精神一次次荡涤着我的心灵，震撼着我的神经。这种奉献精神，使她数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忘我地深入水利建设第一线。大江大河，崇山峻岭，草原荒漠，处处留下了她的足迹。一项项水利规划的提出和实施，一座座大型水利设施的兴建和落成，无不饱含着她的心血。这种奉献精神，使她始终有一种危机意识，在工作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慎之又慎。这种奉献精神，使她十分重视总结广大水利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她说:“我的一些知识是以群众的血泪为代价换来的。”这种奉献精神，使她在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态度和民主作风。这种奉献精神，使她在工作中不断开拓进取,使她对复杂的水资源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年轻的河海学子需要从老一辈校友身上学习、借鉴与承继的优秀作风。
“十万个读者就会有十万个哈姆雷特”。我试图真实地记载我的采访对象，并努力找寻她留给我们的宝贵品质。当然这只是我眼中的钱正英。她在你眼中是什么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玉其实在每位读者自己心里。
（钱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