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有一个世界之最——能够抵御4 000年一遇特大风暴的东斯赫耳特防风暴大闸。大闸由62座巨墩支撑，为表明对科学与科学家的尊重，这些巨墩，全部用世界上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其中有一个属于东方科学巨星，他就是严恺。2000年，中央电视台为了配合两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大会，播出了院士专访系列节目，第一位推出的就是两院院士严恺。
投身华水创名校
“安邦必先治水”，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就将水利建设放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开展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但是，水利建设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严重不足。即使在高等院校相对集中、水利专业相对较多的华东地区，相关力量也是既薄弱又分散，各校的水利专业教师多数不到10人，学生亦仅数十人。为应急需，当时还采取了部分学生提前一年毕业、有关高校赶办培训班等措施来支持水利建设。1952年，国家开展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根据水利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南京组建华东水利学院，点名严恺参与筹备工作并担任建校委员会副主任。于是，严恺以巨大的热情、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开始了华东水利学院的建校历程，并长期担任副院长（院长先后由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冯仲云兼任，严恺实际主持工作）、院长、名誉院长、河海大学名誉校长。1992年80岁高龄后，严恺仍坚持教学与科研并屡获大奖：1992年，他主持的“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被国际水利研究协会授予荣誉会员，专著《中国海岸工程》获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1996年，获中国工程院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技术科学奖；1999年，主编的《中国南水北调》出版；2001年，主编的《海洋工程》出版，同年被中国水利学会授予功勋奖。2002年9月，他以90高龄赴上海参加了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工程验收，2011年被追授“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建设杰出人物”荣誉称号。
1995年，严恺捐款设立了“严恺教育科技基金”，用以奖励河海大学工作学习成绩突出的师生以及全国水利系统的优秀科技人员。2004年10月，他满怀对学校、对师生的深情与眷恋立下了遗嘱，表示完全赞同学校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利学科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新世纪奋斗目标，决定再从日常积蓄中拿出20万元投入到严恺教育科技基金中，“使之能在培养国家的水利教育和水利建设人才中继续发挥作用，也算我实践‘为祖国四化大业献吾余生’之诺言”；他向党组织和学校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丧事从简，充分展示了严以律己、无私奉献的崇高情怀与高风亮节。
在严恺殚精竭虑的领导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华东水利学院的各项建设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也受到广大师生校友的爱戴。2005年10月27日，河海大学举行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当93岁高龄的严恺亲临庆祝大会现场时，万余名师生、校友全体起立鼓掌，出席大会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教育部部长周济、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张基尧、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江苏省省长梁保华以及多位海军和武警水电部队的将军等纷纷来到他的身边，向他表示敬意和慰问。
作为蜚声全国的水利工程专家，在大半个世纪的水利生涯中，严恺先后主持或参与了黄河治理、钱塘江治理、塘沽天津新港回淤工程、淮河治理、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太湖治理、长江葛洲坝及三峡枢纽工程、珠江三角洲治理、全国海岸带资源综合调查以及连云港、南水北调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先后被任命或授聘为塘沽新港建港委员会委员、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江苏省水利厅厅长、南京水文研究所所长、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技术委员会顾问、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成员兼技术指导组组长、长江口及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兼科技组组长、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泥沙专家组顾问和生态环境专家组副组长、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顾问，为中国水利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身作则立校训
1982年，华东水利学院建校30周年时，严恺提出了“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的十六字校训。这十六字校训，不仅仅是对我校学风的高度概括，更是几代老河海人、老华水人和新河海人共同努力后积淀成的立业、守业、创业之根本。
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见证人，对十六字校训，严恺曾经作过解释：“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才能有成就，生活上还必须艰苦朴素。”他认为，学校的创业史就是艰苦奋斗史，从事水利事业更是艰苦事业，只有能吃苦的人才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所从事的事业直到个人自身，必须严格要求，认认真真高标准对待；一个勇于探索的人才能成就独特，而创新是建立在探索基础上的。
学校也一直都是从艰苦朴素中走过来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在1952年8月8日（上海）华东水利部会议室召开了“华东水利学院建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校址选定在南京清凉山脚下，即现在的河海大学校址，会议对会后具体工作有几项重大决定，诸如：建院时期办公地点设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初期师资抽调是从上述各校进行招聘，共调配到46位，有16名教授、5名副教授、讲师8位、助教17位。筹建华水基建处办公室放在清凉山，是原美军顾问团驻地（现友谊山庄）。江苏省档案馆的一份《华东水利学院建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说明了华东水利学院筹建时的艰难情况。资料显示，当时的华水，建校时期办公地址拟设于南京大学内。“办公室及实验室在南大配备240英方，勉强可以应用。南京工学院尚余300人宿舍，请拨给水利学院，即可以解决本院950人的宿舍问题。否则租赁民房或搭建临时宿舍。”为了筹集一支过硬的师资队伍，严恺凭借自己在水利界多年的影响力，在各个名校多方游说，登门拜访。只有好的教学、生活条件才能吸引到更多的名教授，但当时的华水校园，从校舍到教室都是租借来的。到了1953年8月，3栋学生宿舍、3栋教工宿舍、教学楼、饭厅分别建成，近4 000名学生全部搬入新址。在筹建新校过程中，由于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为“稳定军心”还开除了几名思想不稳定的学生，以树立良好的校风。曾经荒凉一片的清凉山，是华水师生“开垦”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用水利测量的基本知识，自己定基准、测量，也正是从清凉山建校开始，使他们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认识到了理论结合实际的重要性。
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学研究，严恺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一个“实”字，这也是严恺对“实事求是”的突出表现。他一生从严，自身过得硬，不怕得罪人。如他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严”是出了名的，每当他上班到岗，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打马虎眼。若报告、总结、论文上出现“估计”“大概”等字样，他是决不会放过的，科学是不允许“估计”“大概”的，科学要的是一丝不苟的认真，要的是铁板上钉钉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水利工程，一动就是上亿元的资金，每当我签字时，真是落笔千斤重啊！能不认真吗？”严恺的学生黄才安有一次发表论文，按照惯例，他也把导师严恺的名字加上了，然而严恺得知后，很严厉地要求他把自己的名字拿下来。严恺说，“你的论文就是你的论文，我并没有做什么，所以不可以把我的名字加进去。”这件事让黄才安深受教育，也奠定了他以后扎实严谨的学术态度。他说严恺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他思想观念的塑造。严恺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做学问与做人一样，千万不能弄虚作假，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仅是严恺一生为人处事的准则，也是他对有着深厚感情的河海大学提出的殷切希望，这影响了一代代的河海人。
严恺对于自身的要求很严格，从对待时间和金钱的态度上就很能体现。
严恺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有块老怀表，是他20世纪30年代大学刚刚毕业时买的，已经跟随他多年，他对待时间一是准时，努力提高时间的利用率。二是惜时，从不无故地浪费一分钟。他无论在校工作，还是外出勘察、开会等，都绝对准时。起初司机不了解这一点，有时提前到了，就按喇叭催他，他严厉地对司机说：“别按喇叭，我会准时出来的。”后来司机发现，他上车与约定的时间不过相差几秒钟。
1983年，严恺在斯里兰卡主持第二届发展中国家海岸与港口工程国际会议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对一位姗姗来迟的与会者开玩笑说：“在国内如有人迟到5分钟，我对他说的只有一句话：‘Let out please’（请出去）。”那位趾高气扬的外国大胡子闹了个大红脸。
严恺不仅做事准时，更为称道的是他争分夺秒挤时间工作。即使到医院看个病，他都要把时间安排好，还专门列出时间表，担心多花时间。外出工作时，中饭一刻钟，饭后小憩一刻钟。去北京开会，如果是乘火车，他总是叮咛买66次车票，如果工作人员买了其他车次的票，他会发脾气。事后，工作人员在一次党员民主生活会上向他提意见，他认真听取了批评，并检讨自己发脾气的错误。最后才作了点说明：“我这一把年纪了，再也浪费不起时间了，66次火车从南京到北京是晚间运行，这样我上车那天照样可以干手头的工作，上车后睡一觉，第二天到北京又可以办不少事了。”年逾古稀的严恺的肺腑之言及其只争朝夕的精神，在我们的心海里激起千层浪涌，使人尊敬，催人奋发。
他工作太忙、太累，许多人不理解，一是不理解他对时间这样吝惜，二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1986年1月18日，严恺在党员会议上作个人年终小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有时我也想，别人也常劝我：70多岁了，何必揽那么多事，不会清闲一下，休息休息么？但事到临头，还是承接下来了。我想，我为人民工作的时间不会很多了，所以总想抢时间多为国家做些事情，现在做得很不够。”严恺惜时如金，学习、学习、再学习，工作、工作、再工作，图的就是抢时间为国家多做些事情。
严恺在生活中一身正气，一尘不染。身为河海人，为世人作出了榜样。
他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兼任所长时，对该所的奖金一分不要，对工资以外的收入一概不收，凡推辞不了的，他都作为特殊党费。自1989年以来干脆让办事人员代收代存，留作公益金。1988年初夏，江阴县的领导想搞一个港口，建几个码头，促进该县的经济发展。他们想凭借严恺在学术上的权威，请他出谋划策，为这个对该县经济起飞关系重大的项目进行科学论证。他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向严恺谈了设想后，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水利专家一听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尔后，严恺与几名专家一连去了两次，认认真真搞勘察，选港址，做规划。深受感动的江阴人只能把感激之情表现在餐桌上。第一天，严恺望着佳肴，皱着眉拿了两个馒头，夹几筷菜独自回宿舍。“一个吃惯了高级宴席的大专家，哪里看得上我们县城的土玩意儿？”主办者这样想。第二天的酒菜于是更上一层楼，哪知严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于是只得打开天窗说亮话，主办者这才恍然大悟。县里过意不去，严恺临走时他们送来了礼品，他一改找他帮忙时毫无架子的态度，严辞拒绝。聪明者提醒说：“当着人面谁肯收？”于是，县长有一次来南京时把毛巾被等礼品送上门去。这可把严恺气坏了：“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说不要就是不要，是谈工作，可以；是送礼，马上就走。”县长见严恺为这点小礼品发这么大的火，感到很惭愧，只好把东西都带回去了。
一次，在西安参加一个大型项目鉴定会，每人自交伙食费1元，会议结束后，摆下盛宴，严恺问其原因，有人告知说是伙食结余。他朗声责问：“只交1元，哪来的结余？”另一次，在杭州开会，有关人员送了颇为走俏的新产品——花粉口服液请严恺品尝，想借名人之口，给产品做广告，也被拒之门外。
另一次，严恺出国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出国人员按规定标准要领取一定的费用，水电部发补助2 390法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另发生活费2 304法郎。可他这次出国实际花费：住宿850法郎、用餐30.6法郎、地铁12法郎、零用80.8法郎，合计972.4法郎，回国后上交3 720法郎，也就是说，他这次出国不但未花国家一分钱，反而给国家“赚”了1 000多法郎外汇。
他完全可以用完这笔费用，但他却把节余的钱上交国家，这点外汇对国家来说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可是它体现了严恺一丝不苟做人、一丝不苟做事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
严恺为我们做人做事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他人生中表现出的崇高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作为河海人一定要努力学习并发扬光大，让其结出丰硕成果，用我们的智慧、知识和汗水创造河海大学更美好的未来。
（吴富伟，现为河海大学党委宣传部秘书。）